1978年4、5月间，86岁高龄的郭沫若在病危之中对夫人于立群和身边的几个子女郑重交代后事安排：“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6月12日，这位文坛泰斗走完了86个春秋的人生历程。在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大会之后，郭沫若的骨灰于6月下旬撒到大寨的层层梯田之中。从此，虎头山上耸立起一座“郭沫若同志纪念碑”。5年之后，陈永贵在北京病逝。陈永贵作出魂归故里的后事安排是不难理解的。于是，虎头山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文坛泰斗的纪念碑与农业劳模的墓碑并峙相映。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虽邻近农村，但一生行状甚少与农村和农民相涉。他之选择大寨作为自己的归宿，确出乎人意料。不保留骨灰，有周恩来的榜样在前，郭沫若是乐于追随这位先去的故友的。而将骨灰撒到大寨，似乎也不能完全从趋时的角度来看待。
亲访过大寨的郭沫若确有某种情愫。
1964年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时，分别列举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郭沫若，对周恩来的褒扬留下很深的印象。
首次出现大寨的诗篇，是郭沫若1965年春节前十天所作《题傅抱石〈延安画卷〉八首》“其七”：
传统作风雪里梅，大寨精神从此来。
已见黄河清澈底，要教宇宙共春回。
在诗人的心目中，大寨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承传，是改造大自然的伟力的象征。这年11月下旬，郭沫若以73岁高龄，冒着朔方的严寒，赴山西运城地区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慰问由中国科学院组成的与当地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队。12月初，返程途中，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馆，在题写馆名之后以七律一首咏怀：
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
百年基业防涝旱，千米山头待柏松。
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
为防自满寻差距，绝不因循步自封。
在当时，这个展览所突出的是反映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及见贤思齐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郭沫若的即兴题诗虽说不上有多少诗意，但以“大寨人人是愚公”开篇，以“绝不因循步自封”结尾来歌咏和揄扬，还是能见出诗人的着眼点。
在太原参观之后，郭沫若对大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同时激发起实地参观的兴致。第二天清晨，郭沫若一行居然在七时由阳泉而至昔阳而到大寨。此时的北国自然已不复春华秋实的景象了，但经由大寨人发扬愚公精神，连续奋斗12年所营造的一块块人造小平原层层展现在郭沫若眼前时，诗人的心灵震撼了。当听到大寨人在大灾三年“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和“三不减”（不减向国家的销售粮、不减集体的公积粮、不减社员的分配粮）的事迹介绍之后，诗人由衷钦敬这群肤色?黑、衣着简朴，手掌满是老茧的庄稼人有着何等轩昂的气宇和博大的胸襟。临别之际，郭沫若题五言古体一首以示敬意：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诗人对此诗似颇自赏，屡屡书为条幅以应友人求索。山西之行，本意是“参观农村社教工作”，而对大寨的实地参观考察则留下了深刻印象。诗人将此行所作18首旧体诗冠以《大寨行》之名，刊登于1966年元旦的《光明日报》上，算是回报大寨人的一支“迎春曲”吧。
接踵而来的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文革中的“学大寨”已归结为“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了。放到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这自然不能归咎于大寨人。在这10年中，郭沫若写过不少应景之作，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笔端未再出现大寨。是对大寨“新经验”的保留，抑或缺乏颂大寨的机缘？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罢。
“文革”刚刚结束，1976年12月下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虽然重申了周恩来生前总结的“三原则”（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又夹杂着不少“新经验”。次年2月，郭沫若作《望海潮·农业学大寨》：
四凶粉碎，春回大地，凯歌声入云端。天样红旗，迎风招展，虎头山上蹁跹。谈笑拓田园，使昆仑俯首，渤海生烟。大寨之花，神州各县，遍地燃。
农业衣食攸关，轻工业原料，多赖支援。积累资金，繁荣经济，重工基础牢坚。基础愈牢坚，主导愈开展，无限螺旋。正幸东风力饱，快马再加鞭。
诗意当然说不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描绘的是“谈笑拓田园”，议论的是“农业衣食攸关”，这与当时仍然流行的“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已是相去甚远了。这年年底，正在病疗中的郭沫若为老友关良所画鲁智深勉力题诗一首：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看来禅杖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此诗结句颇出人意外，就字面看，至少可以表明，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学大寨始终是和发展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按于立群编写的《东风第一枝》对此诗末三句的解释是：指泥巴可以肥田利农。一年后，郭沫若交代身后以自己的骨灰为大寨肥田，恐非纯然的巧合罢。
以今天的眼光看，郭沫若是否值得将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固然是个问题。然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郭沫若作出此后事安排，除了历史局限所致外，更毋宁理解为诗人对“大寨人人是愚公”的愚公精神的礼赞，对“乐以天下乐”的先忧后乐的古仁人之风的礼赞，对“谈笑拓田园”的创造精神的礼赞，对千百万胼手胝足的劳动农民的礼赞。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凤凰涅?》名满文坛的郭沫若，赴杭州游览，在雷峰塔下见一锄地的老农，在描绘了“他那慈和的眼光”、“健康的黄脸”、“斑白的须髯”之后，出人意料地以这样的诗句作结：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有人会要说这是诗人的矫情，但联系到1957年后撒手人寰时的后事安排，不也可以从中察见诗人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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